【摘要】中国价值哲学的兴起，缘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改革开放实践的内在需要，并由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直接引发。价值哲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价值到评价再到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特点表现为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价值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互交融促进，以及与国外价值哲学进行交流对话。价值哲学的主要成就可归结为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范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完善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解释模式，深入探究新文明形态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原则，以及注重多学科研究的交叉与交融，则是其未来的发展趋向。
【关键词】 中国价值哲学；发展历程；主要成就；未来展望
【作者简介】吴向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的价值哲学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经历了从探究价值本质到讨论评价问题再到深入研究价值观以及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价值哲学研究范式。反思价值哲学四十年，追问它兴起发展的历史和理论背景，把握其研究历程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其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之趋向，由此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可以更好地形成自觉意识。
一、价值哲学为什么会兴起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需要价值哲学去回应。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彻底破坏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而且严重创伤了人们的心灵，表现出对人的权利的践踏、人的尊严的蔑视、人的价值的贬低，以及对是非价值标准的扭曲。文革之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通过揭露“文革”灾难，描述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从而揭示文革的荒谬本质，表现出对人性和人的价值的深刻探索。这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以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思想大讨论。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中，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成为焦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等概念得到了彰显。汝信于1980年8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指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研究人的价值、意义、尊严、人权问题，首先要回答有关价值的基本理论问题。
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价值哲学的深度参与。文革的结束，意味着中国社会必将进行改革开放，随后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证实了这一点。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制度，推动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从而真正实现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历史中展开的这场改革，首先需要新的价值观念的引领和推动，如丹尼尔·贝尔所说：“意识上的变革——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上的变革——会推动人们去改变他们的社会安排和体制。”实际上，正是利益、效益、竞争、理性、个人、主体性、“三个有利于”等一系列新的理念、价值观，开始推动着社会生活中的变革。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必定而且实际地引起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与内在冲突。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外来的、宗教的与世俗的、精英的与大众的文化价值观，交织在一起；利益与道义、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民主、个人与集体、普遍与特殊之间充斥着矛盾与紧张。正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建立，为价值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在需求和丰厚的实践土壤。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直接导致价值哲学的生发。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标准的实践，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活动，是追求价值和创造价值的活动。它本身的结构要素涉及到价值问题。事实上，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有人就提出了“实践目的是检验实践成败的标准”。同时，人类对任何事物的完整认识，都包括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两部分内容，而价值认识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正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仅在实践上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在理论上也引申出了价值哲学的发轫。
二、价值哲学的发展历程
价值哲学四十年发展历程，根据其研究主题的转换，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集中研究价值概念。杜汝楫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10期发表《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提出了价值、真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随后，学界围绕价值的特性与实质、价值与认识、价值与真理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系统论述价值论的若干专著，对价值的本体论、价值的认识论、价值与真理的辩证法，或者对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创造、价值的认识、价值的实现、价值的作用等进行专门论述，说到底，就是回答什么是价值、价值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评价。价值要通过评价来揭示和把握。人们正是依据评价的结果确定对事物的态度和自身的行为，调控活动过程，实际地创造价值和享受价值。所以，在探究价值的本质之后，价值哲学研究转向评价问题，并形成了若干专著，主要讨论评价的发生、本质、类型、结构、过程、方法、科学化以及合理性等。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现在，集中研究价值观。价值观是价值哲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是价值哲学理论体系的中心，同时也是哲学理论反映社会需求、表达时代精神、转向社会实践的主要环节。价值哲学研究在探究价值、评价之后，主要聚焦于价值观，表现为三个层面：（1）探讨价值观基础理论，包括价值观结构、价值观的功能与作用机制、价值观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价值观的认同。（2）探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引发的价值观变革，以及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研究。（3）探究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纵观价值哲学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着一些主要特点：第一，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价值哲学必然从追问价值本质开始，而价值只有通过评价才能予以揭示和把握。评价离不开价值观，并形成价值观。所以从价值概念到评价，再到价值观，本身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逻辑同时对应着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首先通过内涵价值的科学真理观解决对与错的问题，其次通过“三个有利于”评价标准解决好与坏的问题，最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二，价值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由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开启，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域中进行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主体性范畴、实践的观点、实践唯物主义等概念和理论的提出，深刻地影响到价值哲学诸基本理论问题的把握，并使得价值哲学研究超出认识论范围，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实践哲学层面。同时，价值哲学研究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维度，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第三，与国外价值哲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现代价值哲学源于德国哲学家洛采，并随后得到展开。中国价值哲学兴起之初，就注重对国外价值哲学的译介，特别是对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经典的翻译和梳理，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者对西方价值哲学的认识，并将其转化为发展中国价值哲学的理论资源。除此之外，由于中国价值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渊源关系，中国学界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理论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著作的翻译、研究同样为中国价值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同时，中国学者还积极组织国际价值哲学论坛，广泛参与国际交流与对话，推动了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国际化。
三、价值哲学的主要成就
中国价值哲学四十年，在价值本质、评价的合理性、价值观的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逻辑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了广泛的学术争论，取得了诸多的理论进展。就其核心而言，我认为这四十年的主要成就可归结为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范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两个方面。
第一，价值哲学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范式。这一范式充分体现在对价值本质问题的解释上，其他诸价值问题的探讨归根到底都奠基于对价值本质的理解。对于什么是价值，尽管有很多争论，但中国价值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主客体关系说。价值被理解为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和被满足的意义关系，这种价值关系表达的是主客体关系的主体性内容，其基础是人的实践。如李连科所说，价值来源于客体，取决于主体，产生于实践。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实际上奠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基于实践形成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自然、社会和人构成一个属人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文化世界和价值世界。中国学界对价值的这种解释，即实践论基础上的主客体关系说，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道人性说，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主观客观说或者理性主义论。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价值源于人性，人性体现天道，即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西方对价值的解释，则有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分。主观主义应用或者借鉴心理学的知识来定义目的善；客观主义则强调事物具有内在的善，内在的善是对象具有的一种客观的和非关系性的性质；理性主义则强调无条件的善事物充当了其他善事物的价值条件。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解释模式不仅暗合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社会转型中主体性的实践要求，而且在理论上具有自己的优点：（1）既破除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天道的整体主义价值解释，又避免了价值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同时也能对理性主义中的理性和人进行更进一步的追问和阐释；（2）能够非常有效地解释价值的具体性、历史性、社会性；（3）能够协调价值中的经验和先验要素。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中国价值哲学出场的背景蕴涵了它的鲜明的实践旨趣和历史使命，即直接参与促进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变革，建构当代中国价值观。价值概念、评价问题的研究，为价值观念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事实上，中国价值哲学长期以来，梳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讨论道德的爬坡和滑坡，批判整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价值思潮，探究社会主义价值观，进而提出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政府主导提出，但是价值哲学学者也参与其中，并随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性质、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内在逻辑、核心价值观与制度建设的关系、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到一些鲜明的结论，为当代中国价值观进行了理论建构，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怎样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哲学基础，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四、价值哲学的未来展望
中国价值哲学取得的成就无疑具有时代性特征和阶段性特点。随着世界历史的充分展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无论是回应、解答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新矛盾与重大价值问题，还是价值哲学内部的广泛争论形成的理论空间，都预示着价值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向。
第一，完善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解释模式。前面说到主体性解释模式是中国价值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同时它也受到了批评和质疑，最主要的批评是指认这种解释模式属于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在我看来，作为四十年理论研究最主要的成果之一，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解释模式不能被抛弃，应该看到它在中外理论比照中具有的解释性优势。但它的确需要被进一步完善，增强其理论包容性：（1）通过对人的主体地位和实践概念的解释，说明人的自成目的性和内在价值，以及主体间的价值关系。（2）通过对主体和实践结构的解释，包容价值中的主观性因素。目前在主客体关系说中，通过需要的客观化，价值被完全解释成客观存在。实际上，如康德所说，意愿是需要的基础，主体的情感是价值、至少是某类价值中的前提性要素。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范式需要包容价值的主观性因素。（3）通过对主体和实践的解释，特别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性把握，生发出价值的超越性维度。通过增强包容性，实践论主体性模式可以实现理论的彻底性。
第二，深入探究新文明形态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原则。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中国价值的建构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在新的实践背景上被深度建构和全幅拓展。这种价值观表达的是一种可能的新的文明形态，其核心在于它所形成和具有的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和价值原则，或者说它在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和价值原则上所具有的实质性内涵，我把它们概括为实践合理性、关系思维、共同体思想。针对理性主义把理性理解成一种先验的绝对的本体，实践合理性强调基于人类实践活动而形成的理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开放的、发展的。它调和情与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关系思维。基于关系思维，我们需要强调共同体思想。所谓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共同体思想的展开。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同体，是经过了市民社会、契约社会的洗礼之后的共同体，它强调的是作为有机体，具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是利益共同体、价值共通体、责任共同体。其次，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反思。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飞跃发展，将不仅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极有可能改变或者重新定义“存在”概念，真切地在存在论层面上彻底改变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性质。我们必须为科学技术进行价值立法，以避免作为人类创造物的人工智能等对人说“不”从而控制世界的技术冒险。
第三，多学科研究的交叉与交融。如果说完善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解释模式、深入探究新文明形态的价值理念与价值原则，分别是就理论维度、实践维度而言的未来展望，多学科研究的交叉与交融则是就方法层面而言的。价值和价值观本身就是具有普遍性和综合性的文化概念，需要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蕴涵着价值社会学方法。价值哲学在以往四十年的研究中，已经初步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特别是近些年来价值观问题研究往往表现为具体的道德、政治和科技规范问题研究，但是这种交叉远远没有达到充分和自觉的程度。在价值哲学未来的发展中，学科交叉与交融将会达到一种自觉意识的高度。价值哲学不仅与政治哲学、伦理学、科技哲学、经济哲学广泛交叉，还需要与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其他具体实证科学乃至技术科学相交融，从而实现价值理论直接与公共的政治、社会生活和个人的伦理、文化生活相融合。
本文选自《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杂志201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