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0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中国伦理学会实践哲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5价值与文化系列讲座——“伦理道德的中国话语形态及其文明史意义”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樊和平教授主讲，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田海平教授主持，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暨应急研究所郦平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朱会晖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朱子建老师担任与谈人。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
樊和平教授本次讲座围绕伦理道德的中国话语形态的问题而展开。讨论的首要问题是中国话语与中国理论的大背景是“化”的战略交错。首先，伦理学应当在“化”的战略交错中建构中国话语，基本方法是寻找基本话语，对其进行生态转化。樊老师指出，现代化的“化”的战略交错中的中国话语在面对文明对话与话语移植时要认清中国伦理不是伦理学“在中国”，而应当是中国人的伦理。其次，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战略交错中，既存在着走向现代的内在驱动，又存在着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存在着一种“化”的故意与“被化”的意愿。在这样的战略交错中可能导致我们对某些理论的误读，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出的理想类型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反响，但是我们忽视了韦伯作为西方学者，其道德哲学层面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在历史哲学层面所完成的是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论证，因而在接受韦伯的理想类型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接受了他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因此需要在“化”的战略交错中建构中国的话语形态。其次，在建构中国话语过程中，面对顶层设计与底层设计的不对称问题，需要重新定位中国话语的文明史意义，要把中国话语作为“整体的个体”民族伦理实体的语言。语言是思想和自我的在场方式，所有的语言都具有天生的伦理性，因此，一个民族的话语就是其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呈现出来的方式，具有自身的特质。问题在于，中国伦理对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有其独到的贡献。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概念发生的误读导致了轴心时代之前的历史被忽视以及中国文化中最崇高的概念——“伦”和“道”的重要性被忽视。同时，我们要认识到，中国伦理从文化共识走向了基因认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轨迹与规律是现代化与中国式的二重奏，因此基因认同到达了“天命之境”，不仅要形成文化共识，更重要的是要形成话语体系，通过话语体系形成文化战略，即伦理道德发展的文化战略。但是问题在于，在所有话语体系的建构中，伦理道德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前沿性的地位，同时也具有巨大的风险，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伦理道德是其核心，因此处于文化激荡的前沿。从五四运动时期鲁迅先生所说的“以礼杀人”到现在不断对传统伦理的反思都说明了这一问题。其次，在引进西方概念和话语后，我们把伦理称为ethics、道德称为morality时，概念无法做到精确的对应，就出现了意义流失与价值异化的问题。当概念移植到中国后，会出现机体排异与基因篡改的问题，比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因此，根据以上的背景，建构伦理精神的话语及其文化形态就需要针对西方的道德理性话语，寻找中国伦理的基本话语，围绕“伦理”、“精神”和“建构”三大基本概念建构文化战略体系，以“伦理精神”话语为基本话语形态，以“道德理性”为问题意识，通过生态合理性实现话语形态的转化创新。把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通过文明对话与生态转化进一步扩展其普遍性。具体表现为，通过寻找如“伦理”这样的基因话语，以复合话语赋予时代和现实内涵，将中国伦理概念包含的传统元素与现代性概念复合，如“伦理公正”，通过话语生态转化创新，建构话语体系及其现代合理性，如伦理认同—伦理公正—伦理关怀三者构成了伦理化的基本理论体系。同时，我们必须在哲学意义上来探讨，认识到哲学既是一套理论话语，又是一套实践话语，要达到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话语体系与战略体系的统一，寻找伦理学的元话语或基本概念以及伦理道德发展的战略体系或战略重心，以总体性的话语建构“化”的战略交错中的中国话语形态与话语体系。在寻找伦理道德的中国话语中有三个基本问题，即“伦理”与“道德”何者为第一话语、伦理道德的语言是“理性”还是“精神”、伦理道德的发展战略是“批判”、“治病”还是“建构”。樊老师接下来围绕“伦理”、“精神”与“建构”三个概念探究由此建构起来的话语形态即伦理精神形态。
在三大基本话语中，面临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第一话语或优先话语是“道德”还是“伦理”。在伦理学的体系和实践中，存在道德霸权，我们日常所讲的都是道德问题，而很少讲伦理问题，因此“道德治理”概念是一个虚概念。有学者指出伦理与道德可以相互替代，樊老师对此指出，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可能出现两个意义相同的概念同时长期存在，二者之间一定存在差异，所以必须追问伦理因何成为优先话语？从历史传统来看，理论传统角度上，“孔孟之道”强调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孔子的命题是“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伦理实体才是道德的目标，孟子讲“人之有道，教以人伦”更清晰地表明了伦理与道德的并行，到“三纲五常”、宋明理学中的“天理人欲”，直至近现代革命中都是如此，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反复论证了一个问题，即“最后之觉悟不是政治觉悟，不是道德觉悟，而是伦理觉悟”。从文化自然律与必然律的角度上看，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多个思想流派并存，后来儒道一直是中华文明、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最大的特点是完成了中华文明史上家国一体的理论建构，而庄子则启示人们追求相忘于江湖的道德自由，而几千年来，中国文化选择了儒家，中国人坚守的是儒家式的相濡以沫的能力认同，这是文化自然律与必然律的体现。从理论合理性来看，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是“如何在一起”的道德问题还是“应当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答案应该是后者。在西方“道德”的话语霸权中，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传统之后，导致了西方哲学失去精神家园。黑格尔认为，“德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罗素指出“种族绵亘”与“伦理思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能否进行伦理思考。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华文明是一种国家文明和伦理优先的文明，与country、state的文明存在显著差异。所以，话语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因此存在一种话语纠结和基因表达——“无伦理”为何称“伦理学”。因此，在道德话语的独白下出现了很多伦理上的盲区。以往所讲的信用危机和信任危机大多集中在道德信用问题上，很少涉及伦理信任，事实上，伦理信任高于道德信任，由此就导致了道德高地上的伦理阴影。这样就需要考虑伦理作为优先话语的现代合理性问题，对此的方法是建构生态合理性，形成复合概念，形成伦理认同—伦理公正—伦理关怀的话语生态。其次，中华文明的元色是认同，国家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建构了一个“身—家—国—天下”贯通的至善体系，但是其中存在内在矛盾，由于强调“正名”，在伦理实体中需要先明确自身地位，才能确认行为合理性与合法性，居“伦”由“理”，安“伦”尽“分”，因此矛盾一是强调认同与自由，二是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善纠结。因此导致了超越之路及其伦理—道德悖论——只是“求诸己”就会面临“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以及“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的问题。其次，这样的伦理意识最集中的表现是公正论与德性论之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通过伦理公正建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实体、实体与实体的公正关系，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话语形态上究竟是“正义”还是“公正”，樊老师指出，正义只是一个道德概念，而公正则是伦理和道德一体的概念，“公”是伦理之“公”，“正”是道德之“正”。这一问题上中国面临的难题是家庭与国家两大伦理实体的公正，伦理与道德最大的区别在于伦理是家园，具有终极关怀意义，道德是回家的路，中国人在伦理中实现终极关怀。这一问题的聚焦点是国家权力与财富以及反腐败与分配公正的伦理意义问题。樊老师指出。伦理关怀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作为公共本质或家园的“伦”意味着人的“伦”回归，中国文化中伦理关怀的终极意义在于“伦理有宗教之用”，而作为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顶层设计的伦理关怀则体现为“孝”与“道”的关系，因此不能简单把伦理关怀与关怀伦理等同。
三大基本话语中，面临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伦理道德的语言是“理性”还是“精神”。在现代话语中形成了理性与精神的割据，在理论话语中强调理性，而在实践话语中则强调精神，理性和精神涉及两种伦理观和伦理战略，我们需要把“上帝的还给上帝，凯撒的还给凯撒”。在近代西方伦理学中已经具备“道德理性”与“伦理精神”两大路向。黑格尔批评康德“完全限于道德”，黑格尔强调精神、伦理、民族的同一性，但是中国伦理道德的话语的开始和结束都是精神概念，从孟子“四心”——陆九渊“良心”与“收拾精神”——王阳明“良知”的话语演进可以体现出来，樊老师认为其中体现了杜维明所讲的“良知理性”，包含着对话真诚与文化隐忍，因此回归精神话语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从王阳明的“良知”与黑格尔的“精神”来看，黑格尔的“精神”具有三要素：出于自然超越自然、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和思维意志统一，而王阳明的“良知”则强调“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因此，“精神”的话语体系包含伦理精神和道德精神，即道德世界观与伦理世界观。就道德世界观而言，黑格尔指出“道德世界观”是人的客观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道德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道德世界观以二者的对立为前提。道德世界观的中国话语则是义利合一，而义利问题归根到底是理欲—公私—知行合一的精神生态，理欲合一的现实性体现为天理之公与人欲之私合一，需要通过知行合一实践出来。就伦理世界观而言，黑格尔指出具有两种可能，即“从实体出发”与“集合并列”，前者是伦理思考的方式，而伦理观的现代蜕变体现为“人伦”观变成“人际”观。因此就涉及到伦理方式与伦理能力。伦理方式的现代表现是契约主义与工具理性，伦理能力则体现为“伦”传统的终结和从婚姻伦理能力道“在一起”的伦理危机，因此需要构建伦理观—伦理方式—伦理能力的话语生态。
三大基本话语中，面临的第三个基本问题是：伦理道德的发展战略是“批判”、“治病”还是“建构”。以往我们一直走的路是对传统的批判和反思，而现在我们需要进行作为话语与战略的“建构”，“建构”的三大问题意识体现为：近现代以来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反思—批判”模式、现实伦理道德发展中的“治病”模式、对待西方理论的“引进—学习”模式，据此来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三大建构首先要建构的是“精神”能力，实现从“点石成金”到“点石成‘精’”的转变，即向精神的转变。其次要建构的是精神哲学理论，以此来解决伦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精神哲学的课题是伦理与道德的分与合，而中国话语与体系的构成是伦—理—道—德—得。最后是要建构更加根本的精神哲学形态的建构，以此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完整性，形成中国式的精神哲学形态，使人安身立命，构建“后伦理型文化形态”。
总体而言，这一话语形态是“伦理精神”的话语形态。主要包含五个要点，一是“伦理”本位，既有“伦”的家园，又具有“理”的规律；二是“精神”气质，体现为居伦由理和尊道贵德；三是“伦理精神”形态，达到“伦理”与“精神”的统一；四是“建构”的文化气派，实现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伦理精神与世界精神的统一；五是以“伦理—精神—建构”的话语推进“中国伦理精神现代建构”的话语体系与文化战略。最后，樊老师指出，伦理道德的中国话语其文明史的意义就在于“学会在一起”，要“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从而走向伦理精神。
随后，在与谈环节，田海平教授认为樊和平教授的议题体现了前瞻性的学者的使命感，具有清晰的理论定位和创新的自我意识。田老师认为，樊老师做哲学的路径是思想找寻思维轨迹和逻辑，思维轨迹和逻辑找到语言和话语，最后要回过头整合全部学术史和观念史资源。这样的路径优先强调的是“六经注我”，是一种有“我”的哲学。其次，樊老师的理论话语中蕴含了很大的思想张力，以“伦理”、“精神”和“建构”三个关键词概括了樊老师学术探究的全部要义。伦理与道德何者优先的问题作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蕴含着伦理认同还是道德治理、道德自我意识的自由还是集体的承认、个人权利至上还是社群认同优先以及中国精神哲学的逻辑等问题。伦理学的全部思考都是建立在这个张力之上的。田老师引用利己主义伦理学家安·兰德的观点来引出樊老师所探讨的中国的文化战略的逻辑和轨迹的问题。其次，第二个精神还是理性的问题，这一问题附带了语境问题，在语言所构成的世界中去寻找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化”本身是对伦理普遍性的把握，樊老师坚定地寻找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进路，也就是精神优先于理性的进路。这一问题本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精神能力”，涉及到后面的“在一起”和“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问题。“在一起”是以分离为前提，分离的前提是每一个孤立个体的存在，因此“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就是无牵无挂的自我的确立，因而樊老师的理论背后体现了伦理学讨论的根本问题——伦理能在论的思考。在这一意义上，呈现出的是一个开放的、流动的话语体系。
郦平老师认为，樊老师的报告以“化”的战略交错为切入点，从基本话语和生态转化来探讨建构路径，诠释了伦理道德中国话语形态的建构逻辑。郦老师认为樊老师高屋建瓴的探索为中国话语体系搭建了方法论的框架，通过追问“伦理”与“道德”何者为第一话语，促进了学界尤其是青年学者反思传统概念的现代定位及重新排序问题。对于伦理道德语言属性“理性”还是“精神”的思辨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思维范式，挖掘出了中国伦理话语的独特精神内核。在发展战略方面，樊老师倡导积极主动的理论建构，展现了学者的学术担当。最后，樊老师聚焦伦理精神的话语形态，为建构中国特色伦理话语体系提供了具体方向。整个讲座既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又回应现代学术需求，对于推进中国伦理学话语自主创新、增强中华文明话语权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之后，郦平老师就自己的问题与樊老师进行探讨。第一个问题是在现代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及其理论体系中，伦理道德所建构的是否不局限于中华伦理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及中华民族的文明新形态，还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建构能力，并且未来是否可能在一般意义上建构公民道德和社会风范？青年学者在向世界传达中国伦理学的特质时，我们的理解方式如何与国外的体系产生很好的共鸣？第二个问题就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使道德从偶然行为成为个体与社会的第二天性进行探讨，提出如果道德以牺牲为特征，那么牺牲是否是一种德性，这种牺牲德性何以可能？第三个问题是就樊老师所提到的“忠”所代表的“天伦”、神的规律与“孝”所代表的“人伦”、人的规律进行探讨。
樊老师对郦老师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樊老师引用杜维明先生的观点，破除西方中心主义需要对普世主义的价值前提进行批判，还需要把本土的精英提升到可对话的程度。因此，“良知理性”概念蕴含着文化对话的真诚和隐忍。樊老师认为，伦理道德是中华文明之本，要与一般伦理学对话首先需要一种真诚的对话态度和坚定的信念，伦理学家不是对社会进行规训，而是让自然规律成为道德规律，让道德成为多余。但是人类世界所具有的差异取决于我们以何种眼光发现，因此需要用生态的眼光来理解。中国伦理学体系与西方伦理学体系归根到底是一种生态合理性，要用文化理解的方式去做。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所谓的“偶然”是我们完成的道德只是完成了一次道德，而不是完成了道德本身。道德是一个永远有待完成，但是永远没有完成的任务，因此我们无法指导道德与幸福是否一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让道德成为习惯，即“从心所欲不逾矩”。就第三个问题而言，道德以牺牲为前提不是意味着道德一定要牺牲自己，而是要达到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同时以追求普遍性为前提。在这一前提下，道德的牺牲恰恰是一种巨大的成就。
随后，朱会晖老师认为樊老师的报告呈现了非常恢弘的格局和清晰的学科规划，将生态、伦理、精神等关键词浓缩其中，为当前理论上的困难提供了很好的方向。报告以“化”的战略交错为切入点去考察中国伦理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张力进行考察，通过伦理精神建构的话语来激活中国的伦理基因，一方面保留了传统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引入现代性的维度，不局限于抽象的道德问题的讨论。其中谈到的实体优先于个体、关系先于自我的思维，避免了西方道德独白的一些问题，也为解决现代性危机提供了一些可能思路。在谈到出于自然超越自然、超越自我单一物和普遍物之间的统一以及思维和意识间的联系时，与王阳明的良知妙用进行某种沟通，为解决理性和精神之间的割裂问题提供了方向，体现了理论的包容性。朱老师就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的法治公正同伦理合理性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老师就朱会晖老师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就体系建构的问题而言，从黑格尔的哲学那里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就是体系建构，只有在体系中，事物才会有其合理性。
朱子建老师认为，樊老师的体系建构非常恢弘但不抽象，以清晰的方式将伦理与道德何者优先的问题清晰化，在西方哲学中道德在现实中流于空洞的观点贯穿整个西方哲学史，但是当去反思道德时，最基本的问题是否能够表述为伦理认同与道德自由之间的选择在面临选择时，伦理已经被优先考量。在我们讨论“如何生活”的问题时，是否就不能脱离“如何在一起”的问题。其次，朱子建老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以中国语境中的道德不是morality，道是一种形而上学实体，德是一种主体对于形而上学实体的分享，那么是否意味着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是第二哲学？随后，朱子建老师就伦理学中词汇的翻译问题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樊老师随后对朱子建老师的观点作出了回应，认为人类精神发展史、个体精神发展史、民族精神发展史和学术史应该是一致的，否则我们所研究的学术史、人类精神史、民族精神史、个体精神发展史没有解释力，没有一致性，我们研究的就不是真学问。因此，这恰恰证明了伦理是解决道德问题的一种方案，道德本身无法解决这类问题。樊老师认为，论证伦理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可以通过思辨的方法。伦理与道德的对话存在的差异源于其发现和提出的方式，一定存在不同，学术化语言帮助我们把握概念，同时我们也要打破学术化语言的垄断。
随后，樊老师又对在场同学们的提问一一进行了解答。
讲座最后，田海平老师对樊老师的报告做总结。田老师认为樊老师的报告饱含着对生活的理解，在理论中将传统话语与西方话语融合，通过对两种文明的比较和权衡，建构出了自己的话语。同时，樊老师的报告体现了三类学术史观，一是纯粹的思辨性的学术史观，二是加入自己的立场后的不纯粹的学术史观，三是不纯粹的纯粹，将前二者结合后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话语，同时体现了古今中西的汇聚。樊老师的讲座为年轻的学习者呈现了五个重要的示范：问的示范、学的示范、学问的示范、做学问的示范和做体系的示范。
至此本次讲座完满结束，由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中国伦理学会实践哲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2025年价值与文化系列讲座将继续邀请不同研究方向与学术背景的相关专家嘉宾，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