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7日晚18:00，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会主办的“治学·修身”系列讲座于电子楼104如期举办。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美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心研究员刘成纪教授。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青铜与古雅”。首先，刘成纪老师从“古雅”开始讲起。老师指出，古雅即是好古博雅，是对历史遗产的雅赏趣味。但并非所有的历史遗产都是“雅”的对象，“雅”代表着国家中心，代表着主流审美价值观。 “古雅”范畴的生成，首先离不开中国人的崇古观——“越是历史久远处，越是真理发生处”。另外，历史沉淀和文化传播也是重要的文化动因。
刘老师指出，器物构成了人的生活环境。所以生活美学奠基于器物美学，器物美学开启出生活美学。老师将其总结为：物规划空间，以造物为造境，以物境为人境。器物美学通向哲学的路径有三步：第一，观物取象，器物是世界的图示呈现；第二，制器尚像，器物表征着人的观念；第三，器以藏礼，器物自身成为中国人天地自然（哲学）观念的物态形式。第四，立象尽意，器物成为中国人天地人神观念的视觉标识物。器物审美必须以对器物承载意义（历史与哲学）的领悟和理解为前提。否则就流于轻薄肤浅，成为一种鸡汤型器皿、成为小资耽美趣味的点缀物。
刘老师提出，陶与铜是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历史轴线。青铜器在制作工艺、纹饰图案等方面都延续了陶的工艺。从陶器到青铜器的演化，构成了中国社会早期工艺递变的主导性线索。它同时表明，中国早期文明保持着内在的连续关系。
青铜器的政治象征意义非常强。刘老师首先从青铜器的发展历史中阐释这一点。青铜输送构建了中原与边地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一个以青铜为媒介的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另外，青铜的纹饰也体现了一种图案政治。早期中国，也正是通过对这些区域性图案的重组，建构了跨越地域差异的政治一体关系。
接着，刘老师介绍了后世对于青铜器的价值定位。第一是“王政”，将宝鼎与祥瑞相联系。第二是“经史”，宋代金石学重在青铜铭文的识读，达到证经补史、广识博闻目的。第三是“书画”，以文字与书画的形式表现青铜器。第四是“雅赏”，文人们将经史考订转进为古器雅赏。
最后，刘老师又将讲述拉回到古雅这个概念，对古雅进行再定义。自宋代以降，对于上古金石碑铭的审美成了中国文士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人们将这种借器具追怀历史的审美趣味称为古雅。对于古雅而言，认知先于审美。没有认知基础的审美，是盲目的审美，是假装在审美。古雅是历史知识、历史情感以感性形式获得当下的审美表现。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借助器物将遥远的历史拉入人生现场，为空间性的当下生活植入了历史和时间。在此，人是人的当下，人也是人的历史。刘老师指出，在追求古雅生活趣味时激活历史的意义，是我们目前迫切的任务。
2019年4月25日晚18点，“治学·修身”系列讲座于电子楼104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秘书长、哲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罗安宪教授主讲。由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李祥俊教授担任主持。
首先，罗安宪教授从“自”出发提出问题:何谓“自”?“自”的本义是鼻。罗教授指出“自”是相对于“他”而言的，“自”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方面: “自”之外的一切都是“他”。接着又对比了“自”与“己”、“我”的区别。“自”与“己”相关，但又有不同。“自”不留意于比较，无心于比较，是自家所本有、所固有，甚至是与生俱有。所以，“自”与 “性”、与 “本性”总是结合在一起，“自”并不具有显明的主体性，而是本来如此、天生如此，甚至于不可改变。。
接着，罗教授又解释了“然”。“然” 是 “燃” 的本字，《说文解字》:“然，烧也。”“然”意即 “如此”“这样”，即如此这般的状态。 “然”不是一种特定的状态，也不是一种持续的状态。一种设定的、特定的、不可改易的状态，一种在某种力量的支配下、持续而发的状态，一种有预谋的状态与结果，都不是 “然”。
罗安宪教授认为“自”与 “然”联合起来，而为“自然”。“自然” 之“自”，强调非“他”、非“己”、非“我”；“自然”之 “然”，强调“如此这般”，而非促使，而非使然，而非强迫。
“自然”之“自”，是相对于“他”而言的。就“自”而言，“自然”，即非“他然”，即是要排斥外在力量的强迫。
“自然”之“然”，是相对于“是”而言的，是“非为”的。“然”不是“是”，不是“为”，更不是“执”，即排斥内在力量、自我意愿的驱使。
最后，罗安宪教授回归“道法自然”，提出老子所强调的其实只是“道”，而 “道”本身就“自然”，本来就 “自然”。“圣人”治国，就以道治国。以道治国，不是要 “无为”，而是要 “自然”。正因为其“自然”，所以才是有“道”之君。有“道”之君的“自然”，是本来如此、本该如此的“自然”，并不是要效法“道”的“自然”。因为效法“道”的“自然”，仍然是“不自然”。老子讲“自然”，是要让人由“自然”以明道，因“自然”以循道，明“自然”以守道。“道”始终是老子与道家遵循与遵守的根本。
2019年4月17日晚、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中心、研究生会主办的“治学·修身”系列讲座于教十111教室如期举行。本次讲座有幸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科技哲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刘永谋老师担任主讲。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董春雨教授担任主持人。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新技术治理的极权主义隐忧”。在“问题的引出”部分，刘老师谈到新技术治理指的是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进行治理活动，并力图建构一套新的技术治理理论。
刘老师认为必须要区分技术治理和技术操控。刘老师指出，当新技术治理走向新技术操控，就会出现极其可怕的场景。实际上，正常的智能治理和生化治理早已经在现实中得到大规模应用，提高了人类的福祉。大家极力反对的、好莱坞电影和各种通俗科幻文艺渲染的，其实是智能治理和生化治理的极权主义运用，即智能操控与生化操控。上述想象是从各种对技术治理的批评意见以及科幻文艺作品中提炼出来，并不是真实的，也并没有实现。
刘老师认为，不能说新技术操控完全是虚构的，在很小的程度上、很小的范围内是发生过的。对人的极权主义的科学操控方法主要包括两种：一是运用科技手段操控人的行为的规训技术；二是运用科技手段操控人的思想的洗脑技术。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刘老师谈到规训和洗脑并不是现代科技产生之后才出现的，这样的方法在东西方都存在很多，智能操控和生化操控只是采取了最新的科技手段，但其科学性存在很多问题。
在讲座的第四部分，刘老师忧心地谈到，极权主义风险还是存在的，比如人种分级术。他就防范新技术治理的极权主义风险提出了一些原则的想法：第一，风险是可以防范的；第二，制度建设有着重要作用；第三，要对技术治理进行再治理；第四，要对极权主义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针对性的防范对策；第五，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具体情境中区分治理与操控。
